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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不要越过道德的底线

2020-01-05 14:34:35 范文大全

范文一:教育创新不要越过道德的底线

教育创新不要越过道德的底线

山东某大学一学院期末考试最后一道题18分:选出你认为上课最积极的3名同学和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视与主流答案相符程度给分,完全不相符得0分。事是真的,命题老师被网友称为“神一样的老师”,参加考试的学生感叹:“老师太狠了~”(据《半岛都市报》报道)

在网上疯传之后,“神一样的老师”出来解释了,好消息是“翘课学生不会被扣分”,老师所命题的是“绩效管理”课程,考核的是“360度绩效管理”中的“同事相互评价”,目的是体验式教学,并不是让学生检举同学。

无论老师的初衷如何,但从学生的反映来看,老师的“良苦用心”学生完全没有接受,所担心的“检举同学”的暗示作用却确实起到了。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该老师所教的“绩效管理”课程部分效果是不佳的。

教师所体现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教育的意义。期末考试的题目,不只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也客观地发挥着育人的渗透和影响作用。在学生中潜伏卧底、鼓励学生之间相互打小报告,这是我国某些教师的偏好,近年来饱受批判,认为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成长。作为一名教师,在出考题的时候,也理应对考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一个基本评估,特别是对这种存在争议性的题目,理应先在小范围内验证信度与效度之后再作决定。从“神一样的老师”看“神一样的考题”,至少可以说该教师的育人

意识是不够的。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同事相互评价”确实是“360度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有两个常识我们必须重申。第一,绩效是行为和结果的统一体,行为不仅仅是结果的工具,行为本身也是结果;第二,合作程度代表着员工关联绩效的高低,使用“同事相互评价”时需特别注意员工个人绩效与同事信任关系的博弈。老师简单地将“同事相互评价”的有效性,等同于与主流答案的相符程度,这本身就是对“360度绩效管理”理论的一知半解。老师一知半解地教,学生一知半解地学,将来一知半解地用,能产生的效果可想而知。

当然,我们从“神一样的考题”中,看到了老师对教育创新的追求。是的,现代教育强调创新的教育,无论是教育的手段、方法,还是教育的内容,都应该结合社会实际推陈出新,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可以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但教育影响深远,在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摸着石头”,“石头”就是以道德的方式教授一种学生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内容。将“神一样的考题”用于试卷,本身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老师忘掉了最关键的引导语,以致让学生产生了误会。

范文二:越过心中的坎

越过心中的坎

金涤源

石顺网友早年的“辞职信”很是火爆,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我在评论中,将石顺网友早年的辞职冲动与心理,比喻为“中国企业版的‘少年维持之烦恼’”。但并不清楚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小说描写的是少年在青春朦胧期的种种困惑。

在中国企业今天的文化里工作,大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困惑---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富士康的“九连跳”只是极端的表现方式,更多的人,在更多的企业,只是不得不默默忍受而已。

在一个大环境里面,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你也可以抗拒,但你得有能力承担代价---轻则错失发展机会,一生碌碌;重则付出一生的好心情。

我在早期的评论中,反复使用的一句话是,“好好生活,天天向上”,但都是写给女孩子的。因为在我看来,女孩子的首要任务是生活好,然后才是工作好。即使工作不好,那又如何呢?发展中国经济,建设中国,是男人的事,何劳女孩子也为此被折腾得不人不鬼? 为了一套房,一部车,一个存折,几乎所有人,都在丧失获得这些东西的初衷。人们急于“登顶”,急于找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完全忘记了真正的乐趣在过程中,在途中。于是,出现了“房奴”、

“车奴”。。。,事实上,都成为“欲望之奴”。欲望和目标都能够激励人们进取,但其本质区别是,理性与非理性。

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 事实上,生活在转型时期的人们,无论是老少都得折中。

而只要是折中,对那些性格鲜明的人或者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来说,就接近于“自虐”。

我个人感触极深。

活到今天,我唯一感到“自豪”的是,活得比较“自我”。而“自我”的方式是只“给自己打工”。由于自己混的很差,经营不善,所以,自己无形中就跟了一个“笨老板”。

尽管我对自己这种表现---只给自己打工---很不满意,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外部的坎无论多难过,都可以过,难过的,是自己心中的坎。而在心中给自己设的坎,绝大多数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由于不屑于忍受等级制度,又不愿意在那里扯皮,就有了唯一的一次辞职---也就是丢掉“铁饭碗”的那次。这一辞,就再也不愿意“就业”了。因推托不过别人盛情,后来也相继挂过职,但都是业绩上来,老板感觉一好,我就起身走人---我挂职的条件是来去自由---懒得伺候“牛人”---谁管我叫老师,我就服务于谁,否则,不相与谋。

这些年,我进步不大。

原因很简单,人在一个有外部竞争压力的环境下,才能出成绩;而人在一个内部有压力的环境下,才能改变自己的毛病。我忍受不了内部压力,所以,我自身的毛病---爹妈给的那些毛病,始终改不掉。当然,到了今天,更改不掉了,甚至,也不愿意改了。

许多人,在过了一把“冲冠一怒”的瘾之后,得到的,更多是代价。

我在前几天的博文中,提到“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更适合发展自己”,那是有感而发。只有在那个环境中,你才能产生完整的经历。否则,经历总也不完整。而对于那些你没有经历的事,你只能演绎和推理。我感觉十分明显,自己干过的事,干起来游刃有余,那些没有干过的事,则成败各半。同时,更加重要的是,不断地换企业,无论是任职也好,咨询也好,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持续的经验或者能力积累。

为什么中国的咨询专家都是红火一阵子就完蛋?道理也是如此---用原有的经验干类似的事,能够成功;环境变了,面对自己没有干过的事,有专业无经验,专业失效了。事实上,专业只是个工具,充其量它也只是能够让人在正确的方向上干正确的事,但并不能决定成功与否。如果说有专业就能成功,那么,成功岂不太简单了? 放任自己,未必就真的自在。

一些人,他们心态平和,他们知道哪些该忍,哪些是个自然的过程,他们反而更快、更早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多年“媳妇”熬成了“婆”。

但是,在等级森严的机构中,许多人的人格都变了形。这不仅仅是企业,政府机关岂不更是如此?

所以如此,是因为人都是选择性适应。他们自己会去区分,在哪些组织中能够受气,哪个方式的气能受,以及哪些人的气能受。所以,可能因为“找对了”组织,“找对了”人,气更容易顺畅。

除极个别人,多数人是必须生活在组织中的,而生活在组织中,就必须根据环境和位置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说得好听点,那就是修炼。

大家从我的“营销高管修炼”系列文章中,是可以看出某些倾向的。我的观点很明确,自己“修理”自己,总比让别人“修理”强。 一个老朋友说过一个段很有哲理的话。他说,天生的棱角更多地是扎自己,磨掉这些棱角后,重新长出的,才是真正的棱角。 真还就是这么个理。

因此,人在反“虐待”时,要有个判断。哪些是别人找碴,哪些的确是自身有问题。你明明有问题,别人管人,修理你,哪有什么办法呢?比如我,一身毛病,却拒绝改造,那纯粹是跟自己过不去。正因为如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且不说碌碌无为了,就是为了生存,不也是以付出更多的劳动,才得以保持自尊?

有些人能够做到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有的人却做不到,这也是人性的弱点。

自己当媳妇的时候,痛恨婆婆的虐待;自己一旦当婆婆,却加倍虐待媳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婆媳之间,总也找不到一个准调。也许以前婆婆是过分了一些,现在,哪个婆婆没有成为冤大头?

也许,从长远看,未来中国企业内部各种关系是否能够走向正轨,并不完全在于当权者,同时也取决于那些正在“受气”的被管理的管理者---你管不了别人,总能管得了自己。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换个角度看,谁都不容易,从生存压力上看,老板或者上司,并不比员工小。

从自己做起,也许,中国企业的一切都会慢慢地规范起来。 再说石顺网友的那封辞职信。那毕竟是早几年的事了,以他那个年龄,写出那样的感受,表明小伙子很深刻。通过石顺的博客和他写的评论,我感觉他适应得很好,并且修炼得也很好。在社会改变之前,先适应它吧,人硬,要硬在骨子里。

范文三:越过生命的锋刃

据说世上最好的伙伴是“温柔善良的心,配截然相反的嘴”,而我们的朋友毛姆先生正是这样的人。这位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人”或许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几位英国文学大师之一了。1944年出版的《刀锋》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名字来自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它告诉世人:“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这句被放置在小说扉页的圣言照亮了如锋刃般的生命,也照亮了那艰难的救赎之旅。

小说的主人公拉里是一个美国青年,因为在一战中失去亲爱的朋友而陷入对世间不幸与恶的迷惘,他从此百般求索生命的终极意义,最终经由印度吠陀经哲学获得解救――小说的结尾他散尽资财,打算返回美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车司机,隐身人海,去完成自己宽容与爱的生命事业。在小说里,毛姆并不激议人物,相反的,他对他们尽力致以理解和宽容,虽然不时会有一两句刻薄的俏皮话――但谁又能拒绝一个作家的刻薄和卖萌呢?如果他能让我们粲然一笑。

“晃膀子”= 思维的乐趣

《刀锋》完成于1944年,故事的背景正是一战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拉里本是个寻寻常常的美国青年,16岁时谎报年龄参加空军成了一名飞行员,然而在一次战斗中他最好的朋友为了救他而死去。“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拉里也趟在了世界“恶”的刀锋,他说:“想到一个在一小时前还是个有说有笑、充满生气的人,直挺挺躺在那里,就是那么残酷,这样没有意义。你没法子不问自己,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仅仅是盲目命运造成的一出糊里糊涂的悲剧。”其实这种追问并不少见,但绝大部分人追问不及则归于沉默或选择离世,拉里不同,坚定和驯良使他显示出一种九死不悔的圣徒气象。他开始胡乱读起书来,甚至丢下未婚妻伊莎贝尔只身来到巴黎“晃膀子”。

两年后,伊莎贝尔去巴黎看拉里,发现他住在一家肮脏不堪的小旅馆,这里唯一能让客人坐下的只有一张不大舒服的圈椅。他住下的理由只是这里靠近国家图书馆和巴黎大学。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伊莎贝尔问。

“获得知识。”他微笑说。

“这好像不太实际。”

“也许不太实际,另一方面,也许很实际。总之非常有趣。你绝对想象不到读《奥德修纪》的原文时多么令人兴奋。使你感到仿佛你只要踮起脚伸出手来,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像兴奋得控制不住自己,在小房间内来回走着。

“前一两个月我看了斯宾诺莎。我不敢说我十分懂得,可是感到非常振奋。就像乘一架飞机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四周万籁俱寂,而且空气非常清新,像佳酿一样沁人心脾。感觉自己像个百万富翁。”

【品鉴】

这段对话讲的是非常美好的阅读感受。拉里口口声声的“晃膀子”其实是一种高度紧张的智识生活,游荡者的身份反而使他获得了走出体制束缚的自由,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拉里总是拒绝参与到那个据说“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国家的发展事业中去。更要紧的是,拉里的从容和快乐应使我们反思“知识”。

外一篇

1933年,失恋的匈牙利作曲家赖热・谢赖什写下了《黑色星期天》,据说此后有数百人因其中摄人心魄的绝望情绪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这首世界上最知名的禁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大惑不解――天!开什么玩笑,杀人于无形?很久以后,当发现竟然有如此多作家(本雅明、茨威格、伍尔夫、太宰治等都位列这份长名单之中)纷纷选择在20世纪上半叶自杀时,我才明白,杀死那些人的或许并不是那首忧郁的曲子,而是他们黄昏般的心绪。战争、专制和大萧条带来的是西方破产论的风行,落寞的西方人开始将寻求救赎之道的眼光投向东方。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

人们总说“知识改变命运”,事实上这是可疑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是苦逼兮兮的一群,思虑太多,行动力不足,又喜欢横加议论,讨不了任何人的欢心,在各种迫害中往往首当其冲。因此“知识”并不是“改变命运”的裙下之臣,它的根脉在于思维的乐趣,在于那智性的高峰体验中的痛快感。知识的目的既不是当官也不是挣钱,而是知识本身,是澄清自己昏昏乎乎的头脑的冲动。这样的人因其丰盈的内心往往能守得住青灯黄卷和寂寞人生,他们的价值姗姗来迟,却是夜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

为伊消得人憔悴

那段对话之后,拉里与伊莎贝尔和平分手,解除了婚约。十年间,拉里从巴黎出发,继续游荡在世界各地寻找生命真谛,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历尽波折,却过尽千帆皆不是,直到他来到印度。在印度这五年,他读书、散步、冥思,接触到许多婆罗门教义和瑜伽师。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叙述者“我”(即毛姆)后来问起拉里他的瑜伽师有什么地方使他特别看中的话令人惊叹:

拉里凝神看着我整整有一分钟方才回答。他陷在深窝里的那双眼睛像是在企图钻进我的灵魂深处。

“圣徒气息。”

他的回答使我微微感到不安。在这间陈设着精美家具、墙上挂着名画的房间里,这句话就像是浴缸漫出的水从天花板上漏下来,“卜笃”的一声。

【品鉴】

以一滴水来写宇宙灵韵的震颤,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克制,这是大师的功力所在。

不过拉里真正的突破却并非在他接触瑜伽师时到来。他很欣赏轮回和因果报应,因为它既是恶的解释,也是恶的存在理由。然而他同样认为:“我们西方人不可能像东方人那样从心眼里相信。这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种见解。我既相信,又不相信。”他的巅峰体验在一次破晓时刻才到来,就像查拉图斯特拉随曙光走到太阳面前,拉里看到太阳从山峦的一条裂缝中透进来,把脚下那深不可测的湖水照耀得像灿银一样。世界的美令他陶醉――他获得了清明,或者说,拯救。

这当然是一种神秘主义体验,人人向往,却罕有人至。要知道坚定如拉里者也用了十年才迎来这极致辉煌的短暂一瞬。这是一条艰苦悠久的路,以至于当“我”初次邂逅重回巴黎的拉里时,竟断定“他像个乞丐,我有十足的把握从来没有见过他”。像每一朵浪花中藏着大海的所有波折,沉潜、专注而恒久的跋涉――唯此,我们才可能越过生命中无处不在的锋刃,抵达深邃,于恒久处得救。 《刀锋》如果仅仅讲述拉里得道的过程,那它的沉重、压抑或许会吓跑绝大多数读者,这时候,艾略特――伊莎贝尔的舅舅的意义浮现出来。对拉里,毛姆的态度是崇敬并尽力理解的,而艾略特则承载着他的同情和微讽。

社交家艾略特的闹剧生命

尽管艾略特有一个罗马教廷赐的爵位并为此洋洋得意,但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社会交际。他有一股子聪明劲儿,却被那些响亮的头衔弄得眼花缭乱,全然看不出“应他邀请的多只是混一顿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暮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生病了,正好诺维马里亲王夫人要办一个宴会,他竟然说“我就是躺在床上死了,也会爬起来去”。结果人家偏偏没邀请他,他就像个小孩子般哭起来,并且宣称要更虔诚地向上帝祷告下雨以搞垮该宴会。最引人发笑的是,临死时他也确信“我一直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走动,毫无疑问,我也将在天上的上流社会中走动”“天上绝没有那种混蛋的平等”。哈哈!

★两种人格★

伟大的人格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名士、英雄、豪杰。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

――冯友兰

很不幸的是,社交家艾略特大概两者都靠不着。君子就像拉里,执意要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准则,从此“无终食之间违仁”。艾略特找到了什么呢?他受人邀请就高兴,否则就气急败坏。名士呢?率性自然、天真烂漫。对这种人艾略特简直讨厌极了,他对人格不闻不问,只关心社会地位。小说中,毛姆曾说希望自己有钱,因为这样就可以对任何不喜欢的人说“滚蛋”,颇有些名士气度;而艾略特呢,花钱宴请更多的上流人士他才乐意呢。于是我们发现,这个充满喜剧性的人儿,因其生活目标的轻浮而染上了衰风哀草般的悲剧意味,他死后将很快被他所钟情的社交界遗忘。我想,用“闹剧”来归结艾略特的一生或许并不太刻薄――热热闹闹却糊里糊涂。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伊莎贝尔也许是《刀锋》中最丰满的人物,毛姆对她的感情也因此而最复杂。在小说的结尾处,伊莎贝尔与丈夫格雷即将从法国重新回到美国,“我”前往告别,说出了对她的看法。

“亲爱的,我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我答,“当我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我不赞成她做的那些坏事,但是照样喜欢她。按说你不是一个坏女人,而且风度翩翩。我知道你的美貌是两种因素的巧合,高超的审美眼光和不顾一切的决心,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对你的欣赏。你只是缺少一样使人完全对你着迷的东西。”

她微笑着等待。

“温柔”。

【品鉴】

毛姆的指责是有所指的,因为伊莎贝尔耍心计造成了一个不幸的女人索菲・麦唐纳的最终毁灭,而拉里则试图拯救她。这里的“温柔”不仅仅是妻子对丈夫、女儿以及父亲的温柔,它更高地指向宽容和爱。拉里并不相信人格神,然而却有着蓊郁浓烈如热带雨林般的宗教感;他并不想要进入一个修道院,相反他渴望融入人海,去爱这世界上的一切。这一切都使他怀着一种“急切的、如饥似渴的压迫,去救一个他过去认识的清白女孩子而现在已成为荡妇的人的灵魂”。温柔与爱,我越发相信这就是我们对生命所能作出的最负责、最动人的姿态。“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于是我们终于发现拉里就这么越过了那把刀的锋刃。

书里书外

拉里:刀锋上的行者 郭勇健

一位画家朋友曾对我说:“假如突然发生大火灾,只能立即夺门而逃,什么贵重物品都来不及带出,那么我顺手抓出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也就够了!”《月亮和六便士》并不是我的圣经,但在目前我读过的几百本书中,它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在学生宿舍的台灯下,翻开了白天刚买回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才看了几页,便觉得很有看头,立即抖擞精神,手不释卷,一边读一边听着心脏在静夜中不时地剧烈跳动。放下书本,已是黎明时分。听到窗外传来鸟儿晨起的鸣叫,才发现轰雷掣电已逐渐平息,心脏不再乱蹦了,心里却袭来一阵空虚,好似酒足饭饱之后的困乏,长途跋涉之后的疲惫。许多年过去了,那一夜阅读《月亮和六便士》的震撼和充实,恰似一支强大的侍卫队,始终驻扎在我的生命之中,帮我抵挡那些使我脱离生活轨道的诱惑。

读《刀锋》,没有产生与读《月亮和六便士》相当的心灵震撼。但我以为这是由于毛姆写作《刀锋》时的思想趋于成熟,对世态的洞察更加深刻,叙事愈发炉火纯青的缘故。而拉里这个人物,较之思特里克兰德,也显得更加圆通和丰满了――思特里克兰德相当于“扁平人物”,拉里相当于“圆形人物”。

但是,拉里与思特里克兰德相似,也是一个离家出走、无家可归的人,一个精神的漂泊者和流浪汉。离家出走之举,无家可归之感,恰是源于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的无尽欲求和强烈渴望。在精神的世界里,漂泊即是回归,流浪即是朝圣。因此,拉里和思特里克兰德一样,也是一个追求本真生活的人,一个寻求上帝的人。

《月亮和六便士》里的那位画家思特里克兰德,看来只是纯粹地要过自己想过的画家生活,而且他无情无义,抛妻弃子,赌博,斗殴……在严肃的伦理学家看来,此人浑身洋溢着邪恶的气息,非但毫无“上帝”的观念,而且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思特里克兰德本人也没有表示“寻找上帝”的意图。然而,思特里克兰德的决断如蒙感召,行走如聆呼唤,对艺术的虔诚一如基督徒对上帝的祈祷,他的所作所为类似于朝圣者的所作所为,他离家出走后的全部流浪生活和最终的归隐,都在践履着“肉身成道”的历程。

思特里克兰德是本色的画家,拉里大致可以说是哲学家,但他们身上都散发着一种浓厚的圣徒气息,他们的生活都曾经被上帝之光所照耀。

范文四:越过人心的死海

越过人心的死海

编者按:2012年,是中国文化界最辉煌的一年,莫言远赴瑞典斯德

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载誉归来,国人欢欣。神州大地迅速掀起争购莫言作品的热潮,各地出版社、印刷厂加班加点加印莫言的小说、传记;书店门口挤满了读者,场面蔚为壮观。2012年另一位著名作家张承志携重金飞越死海救助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此为2012年中国文坛之大事,值得一提。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张承志的小说具有一种熔铸其中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永不言退的对神圣彼岸的不死追求,他的小说是理想主义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他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北方的河》充满着深刻的历史感以及文化的承传性;《黑骏马》有着对草原的依恋之情;《心灵史》完成了他的心灵皈依,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近十年来,张承志投身散文创作,成为优秀的散文作家。他的理想主义大旗烈烈生风。他充满正义、平等、公正、良心、尊严,其批判精神影响一代人的心灵。张承志是位以心血书写文字的作家,他的文字能在读者中燃烧起火一样的热情,他的作品仍然吸引着人们,因为思想者心心相通。他的近作《鲜花的废墟》和《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别开生面,充满着人道主义和历史大义。

近年张承志将20年前出版的《心灵史》潜心修订,各地读者闻讯,纷纷寄钱订购。修订本只印750册,每册定价1500元。张承志在修订本

扉页上写明:“收益全数捐出扶贫。”一时间,750册全部告罄。出乎学术文化界的预料,张承志将全部收入兑换为10万美金,他只身携带全部美金飞越死海,抵达约旦的几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虔诚举意地救助苦难中的巴勒斯坦。

一个张承志的出现平衡了当代文坛。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1-0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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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把题目作一点解释。我来之前,王安忆用短信问我:“你的题目是什么,”我当时一愣,就随口编了一个,叫“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其实当时我的想法还没完全形成,没有认真考虑是不是真的要做这样一个讲演。但是,我逐渐感到,这个题目不仅在今天,而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题目。

清华园的含义指的是我高中就读的北京清华附中。重要的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我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批成员——今天已没有任何炫耀自己的含义在内,同时也是“红卫兵”这个单词的创造者。

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青春年少的热情已成过去,而一个作家已走到人生暮年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总结。总结的时候有必要提到自己的起点。此外,还有终点的问题。终点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存在,在我的经验范围里,我找不到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

当然,对于“巴勒斯坦”这个词,可能在场的同学朋友会觉得抽象,

或者有异样的感觉。但想了很久,除此以外我还没找到其他任何一个词语,能用来概括当今世界存在的一切最原则的问题:包括正义与不正义、良心或没良心、常识还是非常识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时间到了2012年——今天,巴勒斯坦一词比起其他任何一个词语更有资格作为一个总结或象征的用语。所以,我今天借此机会,借复旦大学这一神圣的讲堂,开始我自己人生最认真的一次总结。

2

我不想讨论太理论化的东西,而想迅速从一些具体的东西说起。

我先从一本书的印书过程讲起,然后讲一讲把这本书的收益捐献给巴勒斯坦难民的过程。请注意:我说的巴勒斯坦不是巴勒斯坦所拥有的土地,而是巴勒斯坦人被驱赶离开了家乡、丧失家园后作为难民生存的地方。

先说说这本书,就是这本《心灵史》。

我想在这儿重申:这本书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之作,也不是什么自我炫耀、排斥他者的作品。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接受了一部分人民群众或民众的委托而写作成的,同时它也是作家个人的心情抒发。就像王安忆在讲课中经常提到的,她以为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作家个人心情的描写,这个说法是很贴切的。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作家和一部分中国民众结合的产物。从这么一个意义上来说,它确有一点特殊性。除此以外,该书的内容、表达、思想等等,是不是站得住、将来在文学史上具备什么样的意义,一切都要靠历史来评价。

长话短说。这本书在1991年出版之后,经过20多年的时光——中国有一个词叫褒贬毁誉——我觉得它经受了褒贬毁誉的各种顶级的遭遇。

赞赏的把它捧得很高:甚至有些是很不合适的,例如有一部分缺乏常识的人不正确地说,大西北有人把这本书和《古兰经》摆在一起。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穆斯林世界,即便再伟大的书也不可能与《古兰经》相提并论。这个表述本身就是一个偏差的表述,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澄清一下。但是如果说有些老百姓非常真挚地喜爱这本书,我也不想否认。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0年中,从新疆到甘肃,我走了很多地方,见过这本书的很多种油印本、手抄本,更不要说复印——当然,复印在今天一文不值,但在那个时候复印还不是特别流行。有一次,我在新疆那拉提附近的一个村庄,听说一位放羊的老人在看这本书。我在那个村庄停下,为着跟他交谈。老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你说,那四片叶子是什么含义,”他指的是书的尾诗。一个老人,他留意了我隐藏最深的一些细部。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多数大西北的人民群众,确实喜欢这本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由衷感到了和一部分民众形成某种意义的结合之后,才可能享受到的喜悦和被错爱的快乐。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本书在出版之后的20年中也遭遇了可能是最尖锐的诋毁、仇恨和怀疑。只是我还没有见到——在20年的时光里我一直在等待——站在不同立场上、拥有不同的哲学和社会知识基础的人,对这本书提出严肃的驳难和批评。

中国古代讲究知识分子之间的驳难。辩驳与诘难,为的是真理与彼此间的提高。我还没见到过这样的批评。绝大多数是一种情绪的表示,或是某种西方观念的翻版。例如有人说张承志是第一号恐怖主义作家。这就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一直渴望有一种驳难、有认真的讨论或争论。这样的机

会20年来并没有获得过。 那么,获得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是一种深深的不安。一方面,一部分人民群众近乎狂热地喜爱这本书,这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大家知道:目不识丁的群众狂热地喜欢一本书——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甚至可能演变成讽刺与闹剧。当一个农民把你的书夸奖,而你发现其实他什么都没读懂、他表现出来的甚至是你竭力在反对的东西时,你不可能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褒扬和赞赏,带给我的是心灵的紧张。

批评涉及的命题过于重大,涉足的领域也过于沉重。对于我这样一介作家,要想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力量是太单薄了。

因为这本书与别的普通小说不大一样。

比如说,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等等,那更多是一种个人的作品。而这本书,既然它是和人民群众结合的产物,既然你把这样的结合看做是光荣和重要的事情,那你就要为你获得的这种光荣和快乐付出代价。你必须解决这里面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个作家,本没有人限制文笔。但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利用作家的特权,宣传过分、渲染过度、情感失衡,就必须要负责任。作为作家,本来可以轻巧甩开与我无关的问题,跑得远远,轻松快活,现在则必须放弃放任自由,让自己负起一种必须在历史、社会、神学、文学等问题上都作出一个大致正确的阐述的责任。

只有一条路,就是重新再深入大西北和人民群众,开始新的再调查。在不断探求的路上,重新审读和判断自己。有没有没写足的地方,譬如拥有十个方面、而自己只写了三个方面,有没有某个地方被你夸大了,

比如,以前的版本里有的历史描述是有问题的,这次作了修正。在神学上,包括宗教学术,都有补充与重写。关于伊斯兰,什么才是正确的伊斯兰的方向,人们渴盼的未来的伊斯兰方式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即便尚不能提出清楚的阐释,但至少提出了一个倾向。

总而言之,在新版《心灵史》中,我将历史、神学等大小的问题,都作了尽量的补足和修正。在20年的调查后,又用了三四年把全书认真修改,在修改之中又经历了很多学习。终于改定稿完成了。

改定版的出版遭到了困难。不用说大家都能猜测到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我至今出版了各式各样的单行本大概有八十多本。但这本心血最多也最看重的一本,居然无法出版。

于是我和朋友,包括刚才讲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决定印一种特殊的纪念版。它就是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本书。

为了这本书我建立了一个博客,对这本书的品相进行详细介绍。从纸张到设计,对每个含有阿拉伯文化因素、汉语世界读者感到生疏的地方都逐一解释。

书的封面是真牛皮,封面嵌有一个银徽,含义是阿拉伯文“他与他创造的”,取自鲁米陵墓的装饰。书的封底是1970年前后世界上尽人皆知的巴勒斯坦宣传画的变形。原画的含义,是经过奋斗回到自己的家园。这在70年代不仅是无家可归的4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口号,也是全世界左翼青年的响亮口号。图中的“奋斗”一词第一字母即阿拉伯文字母(J)的词首形式,恰恰与《心灵史》描写的“哲合忍耶”一词的词首一样,同是一个字母。只是在书的封底,原画的巴勒斯坦地图被换成了一个地球;含

义于是也变成了“经过奋斗,走向国际主义与世界正义”。

3

中国1966年开始的红卫兵运动,是启发全世界左翼青年运动的一个最早的火种苗头。但由于我们处在一个闭塞的环境中,对世界并不了解,而且我们的行为很快就被规范化到中国国内的话语环境之中,所以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那时候红卫兵是以“无限忠于毛主席”为最大原则,运动也是在中国国内走了自己的一条轨迹。

但海外并不是这样,尤其在欧洲和日本。这些地区的运动都具备两个方向:一个是坚决支持越南的抗美援越,即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运动;再一个,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回归家园与民族的解放。

所以,上述宣传画的作者不一定是巴勒斯坦人。这张画在70年代初期,全世界的青年人一看就知道。,画上的字母正好和我们的书契合。“哲

。我们把书的装帧与巴勒斯坦70年代宣传合忍耶”一词的开头也是这个J

画作这一关联的目的,是清晰地表明我们的性质。封底那个红颜色箭头(C)指向国际主义。C字母有两个含义,被两个词用在词首:它既是哲合忍耶这一民众共同体的名称,同时也是我们通过努力超越落后、无知、狭隘、可悲的现状,走向国际主义和世界正义境界的呼吁。

这本书在印刷的时候,我们在书的扉页上印上了几项允诺,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收益全数捐出扶贫。”

但是具体扶贫到哪儿,怎么个扶法,当时只是心里有个念头,嘴上没说出来。它就是巴勒斯坦。没说出来有很多考虑,也怕万一想做而做不成,最后做不到。所以纵使我们心中抱着愿望,在语言的表达上只写了“收益

全数捐出扶贫”一句。

为什么要向巴勒斯坦难民实施捐献,

当今这个21世纪的世界,如果说它已病入膏肓,那么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世界的癌。如果追究9?11事件的起因,应该说,由于巴勒斯坦的侮辱和压迫永远不能得到解决,使得一些思路极端的人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它是一个事情的结果,而非一个事情的开始。

人类在历史上存在的阶段是短暂的,但像这样经久不息的、固执的、反复不停的屠杀与压迫,居然能长久存在,原因是不义正横行世界。

当听坏消息使听众都听得疲倦的时候,抵抗者会不会疲倦、悲观、放弃、甚至妥协或投降呢,不妥协会不会被彻底消灭呢,人们都在想:最后坚持下来的最有骨气的人总是少数,到那时,巴勒斯坦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只是,如果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会坠入新一轮由不正义带来的巨大报复中。那是未来的世纪的事情,不知道在座各位会不会赶上。但我想世界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它不会允许任何一种不义长期无限地、千年地统治这个地球。任何势力都在消长,不义统治世界只是一时的。从历史的眼光看来从来都是短暂的,绝不可能是永久的。而在今天,我们以全部的智力和良知所能认知的一个道理就是: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世界正义最基本的一个底线。 顺便说一句,我最近开始接触了一些巴勒斯坦的文学作品,我发现巴勒斯坦的文学也是当今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把我们的收益——哪怕只是一种象征,因为我们都不是富人——把这样一本书换得的一点钱送到巴勒斯坦难民手中,是有巨大的意义

的。至少对我个人,有巨大的意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由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一个起点成长起来的人,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对得起自己历史、不侮辱自己生命的终点。

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下,我们决心把这件事付诸实践。很多朋友介入进来,帮了许多忙。两个人的力量永远比一个人大,而且不止大一倍而已。许多让知识分子发愁的事情,都很简单地摆平了。

总之,义无反顾,言出必行,我们把10万美元带到了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地点的问题。我现在把这个图像打开先看第一张。关于选择地点的问题我必须作一点解释。今天中午还有人问我,“说你们到没到杰里科,”“你们怎么没趁机看看耶路撒冷,”我再解释一下,我们到达的是巴勒斯坦难民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巴勒斯坦应该有的、巴勒斯坦国的土地。我们能选择的,只是巴勒斯坦难民在从1948年以来,在几次战争中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如今不得不生活的外国土地。

目标中,比较可靠和能做成事的地方是——约旦。

4

下边用48张图像,我以尽快的速度把它讲完。

大家看见这个箱里装的就是10万美元,共500个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200美元。

我们找到了约旦的一个伊斯兰教的慈善组织。我们找到他以后他问我们有什么原则,我们则问他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我们只讲伊斯兰话语,

天课是伊斯兰五大原则之一,中国人到了这儿来执行我们的天课,一个伊斯兰组织不支持我们是没任何道理的。

他们表示没问题,问我的原则是什么。我说:我们的原则是“yed bi yed。手递手”。阿拉伯语的yed bi yed非常传神,一个词组说出了一切。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同意中介或任何组织机构的转手,而是一定要把我们的钱、亲手交到巴勒斯坦难民的手里。我说,我们只有这一个原则,没有任何别的原则。

慈善组织提出了一个建议: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难民确实需要援助。但是约旦接受这些难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接受了170万难民,压力都转嫁到了约旦贫苦农民的身上。很多农民分了自己的土地给难民住,水分给他们用,尤其是在半沙漠地带,水资源是很紧张的,摩擦时有发生,所以,是不是也给这些穷人也发一点,

我们说没有问题。我们只不过要把这些钱交给穷人,尤其是要交给巴勒斯坦的难民,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就行。约旦的贫苦农民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土地、用水、一切最直接的援助,我们给他们一些帮助理所当然。

现在回忆起来,如果没有这个伊斯兰组织的帮助,工作很难进行。场面失去控制怎么办,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间谍特务的破坏。但当时没感觉,当时也是胆子大,现在想起来一切如有神助。

这张图写的是Gaza难民营。难民营这个单词的词根是帐篷。对加沙地区流出的难民,约旦政府不给他们护照,不给他们国籍。没有国籍大量的工作就没法从事,限制难民取得的工作有87种之多。这87种工作,各式各样的,我们知道的工作几乎都包含在内了。这些工作都除外的话,那

难民几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现在为止,巴勒斯坦的难民的生活方式是一部分人到海湾国家当石油工人,把挣的钱往回寄;再一部分就是靠就济;还有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自己开小店做生意,比如说卖建筑材料。因为以色列隔几年就来轰炸一次,房子总是不断地被夷为平地。大家要生活,哪怕是用几块铁皮板作建筑材料也得买,所以这种商人在这里比较活跃。另外阿拉伯人生育率很高,“早晚我们人多势众一定会战胜他们”——这是阿拉伯人喜欢开的一个玩笑。所以也有很多卖尿不湿、儿童用品的小商店。加沙难民营所有的难民都来自加沙,他们没有约旦的护照和打工证,谋生手段几乎为零。约旦人介绍说,比如,联合国和某一个国家、或慈善机构有一笔钱来了,要建医院,采取的办法就是把建医院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都交给巴勒斯坦难民自己来解决。买卖建筑材料,其中就会有利润,巴勒斯坦人来当工人,工资就流到了难民的手里。我们抵达的第一个村庄,杰拉什的加沙难民营,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出发前做了一面旗子。在国内做好的,上面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国旗,下面是用阿拉伯文和中文写的“以《心灵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天课决行现场”两行字,中间是那个书封底的地球和C字的图案。两侧中阿文的大字:左边是正义,右边是天课。这次我们用的最多的词是阿拉伯语Al adal,即正义。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把旗子挂起来当做背景,捐献行动就在这面背景旗下进行。然后拍一点照片或视频,带回来以备公布,给国内买了书——也就是参与了这笔天课资金创建的朋友看。

在加沙的一个难民的家里,这个老人很幽默。他并不像想象的哭哭啼啼的样子。他是1948年被加沙驱赶出来的,先到了海法,然后又被驱逐

了第二次,到了约旦杰拉什的这个难民营。他说,从1948年到现在,一共有40个孙子。

我戴着象征巴勒斯坦的头巾。世界对这种头巾并不陌生。现在你到西方旅行,在街上常能看到这种头巾。那是年轻人向社会发出的暗号:谁是我的朋友,你可以过来打招呼。这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符号之一,黑白格的巴勒斯坦头巾。

这是在难民营的镇上行走。我们穿的是伊斯兰慈善协会的背心。要求我们穿上这种背心,怕的是万一局面不好控制。但一直很安稳,没有出任何事。

我在出发之前写了一篇讲演稿,题目叫《越过死海》。从地理上来说,不管是到黎巴嫩也好,还是到约旦也好,都要飞过地球上著名的最低点、负于海平面390米的死海。当然,这个词儿很晦气,很不吉祥。它更多指的是人心深处的冷漠。我写了一篇简单的散文,考虑到在现场念的时候听众立刻能懂,表达很直白简单。 我们去了五个地点。大家都集中到一个活动中心或清真寺或者是一个孤儿救助中心。在他们的统计表上排着生活水平最低的人的名单,我们就按着名单来发钱。我在这五个地点都作了讲演。在这五个场合加起来,接受捐助领钱的不满500户,只有470户左右。剩下的钱,我们自己挑人,到个别人家去家访——整个捐献活动就是这么做的。

这是我在作《越过死海》的讲演。现场帮助我翻译的,是在中东留学多年的中国的穆斯林留学生,他们的阿拉伯语非常非常棒。我在语言上受了很大的启发。这位为我翻译的女士,是叙利亚大学的伊斯兰法学博士。

我们小队有一个原则,是一定要双手把钱递过去。

双手送上钱,握手,道赛俩目。绝不能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不能让他们感觉好像我们是来施舍的。我在讲演稿中也讲:我不是一个富人,我只是一支笔。这只笔接受了它的使命,写了一本书,现在我们把这本书挣的钱交给你们。就这么简单。

这是到了一个难民家里,往下大家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照片。巴勒斯坦人黑人成分之多让我很震惊,原来我以为巴勒斯坦难民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的肤色。没想到黑人的比例很高。

这是难民营的外观。有一首西班牙语的歌叫Casa de carton,唱的就是这种建筑,中文就是棚户区。就是硬纸壳或是铁皮板搭的房子。

前面的三个大学生是约旦当地的大学生。我们第一次捐款的时候,他们怕我们有什么闪失,就来给我们作自愿者。

实际上事情发展的比我们想象的平稳、庄严、充满自尊,这是我作为当事人的一点感觉。我们也尊重他们男女有别的风俗。在给钱的时候,如果对方是男性就由我和我的朋友来递。如果是女性,就由我们小分队里面的女性来做,我们尽量避免产生由男性递钱这样一个有点不太尊重的微妙的感觉。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男性不好意思出面,都打发女的来排队。她们穿上礼服,黑袍子把头裹住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们本来打算援助50户人家,每户2000美元,这样援助的力度大一点。结果他们说不如500家人每家200美元。我们说都可以,500家的话比较麻烦,需要组织,他们说没问题,我们就同意了。

这样在每次捐献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集体场地。然后有很多人跑来跟

我们聊天,尤其在讲演之后,因为讲稿里边有我们的心情和目的,很多人听了以后就来跟我们交谈。

这一位戴白盖头的妇女就是主动过来跟我们交谈的。她说我是一个烈士的妈妈,我的儿子在加沙牺牲了。我说,你的烈士儿子,有什么留下的照片吗,她说你看,我的手机里有他的照片。我就用相机把她手机里儿子

的照片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是哈马斯发给她儿子的烈士证书。

我想在这儿补充一个别的话题。我在出发之前看了大量关于巴勒斯坦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著名摄影家广河隆一写的《巴勒斯坦》。他是在2003年报道伊拉克战争最深入的摄影家、又是在1982年夏蒂拉难民营那场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后,当尸体还在蠕动的时候、赶到现场的全世界第一个新闻记者。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文化教养非常丰厚,他不想用摄影师的图片,而是直接写了一本当前史。这本历史书写得非常生动,所有情节都有作者亲临现场。

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俩有一次谈崩了。他说,哈马斯跟以色列都不对,以色列镇压和屠杀是不对的,哈马斯用火箭弹也是错的。我说:你能把B52轰炸机的轰炸,和一个小孩向天空打弹弓相提并论吗,

我发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世界中——我想在座不少人也认为:错误是对等的,错事是大家均分的。我觉得以这种观点看世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危害。所以我推荐大家看看广河隆一写的《巴勒斯坦》。他讲的非常具体。比如说今天以色列出动了多少飞机,杀死了多少人,白磷弹在人的尸体上钻成一个圆锥形的洞,一直往下烧。人早死了,烧过皮肤,烧过肌肉,烧过骨头,还在烧,一直变成灰了,只要那个磷还存在就一直吱吱吱地转

着圆圈烧。在这样的屠杀之后,一片死寂。人、房子全被轰成了瓦砾。在这个时候,哈马斯一下打回去一发自制火箭弹。就这样,用千比一的比例来向世界宣布:我们不投降。就是因为这一步不投降,就是因为这一点点抵抗,使得巴勒斯坦问题在64年之后依然存在,而没有像我之前提到的、打引号地被解决了。它依然是世界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关于正义与不正义、大事与大非的一个根本问题。你可以掩饰,可以不报道,可以动用你手里强大的媒体来歪曲,但你没办法不正视他的存在。昨天晚上电视上报道,以色列又用飞机袭击了加沙。中国的电视台用所谓的中性的、好像与之无关的口音说着:以色列的什么对空防御导弹拦截了哈马斯的火箭弹。我坚信,如果是日本的广河隆一在的话,他会把昨晚新闻背后的东西讲得很细致:这块土地曾被以色列在哪一年和哪一年怎样蹂躏过、这一次又有多少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死亡、躯体上白磷弹怎样还在燃烧、房屋第几次被打塌、人怎样被埋在下面。同时,哈马斯打了几发自制的火箭弹。

回过头来。这个母亲,因为她有儿子的烈士证书,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受到了深深的尊敬。尊严是会传染的,就好像卑鄙无耻也传染一样。这个妈妈非常有尊严,她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不是那种悲惨的充满排不出的隔年臭味的贫民窟。虽然什么家具都没有,他们盖起了自己的新房子,充满了庄严感地生存。这种尊严感,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儿子是烈士。

这是在北京打工的两个宁夏固原小孩。他们的爷爷跟我很熟,即《心灵史》书中写到的哑巴阿洪。哑巴阿洪在1958年政治压迫之下曾经决心自杀,用刀片割了脖子以后没死掉,晕掉了。家里人第二天准备埋他的时

候发现他还有气,就把他拉回家,宰了个鸡,鸡毛拔掉,把鸡皮撕下来贴在脖子上,外科手术就结束了。结果没感染也没生病,他活过来了。但是,自那一天起,他决意不说话。一直到“四人帮”倒台的1978年,政府才动员他说话。因为政府听群众反映在1975、1976年,有人听见他夜里在念经,于是就发现这老头不一定是真哑巴。纸里包不住火的,它总会传出来。哑巴阿洪后来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孙子在北京打工,他见到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忙得不得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帮忙。 我发现这孩子思想在动,脑子在转,他老觉得这件事他想参加,但是他一个打工娃拿不出1500块钱来。我心里也觉得很难受,但我不能给他开后门,因为这样的后门一开就没完没了了。后来这小两口到我们家来,送给我们这个沧州体的太斯密十字绣。“太斯密”的意思就是以慈悯一切的真主的名义。这种沧州书法体流传很广。在中国东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清真寺中都在用这个字体。这宁夏小孩儿特别有意思,十字绣,是一种欧洲也流行的手工艺。他们把它拿来后,我们当场就决定,这幅十字绣,我保证送到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一个清真寺里。

后来我跟他俩说,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你得到一本书的。此次,我们动员了一共五六个富裕的企业家,让他们掏出钱来,买书捐给无力购买、但是应当拥有书的人。我的散文《大坂城的寒夜》讲过的大坂城清真寺的寺师傅,也是一个固原青年,总在街头书摊上看书。书摊没人光顾,唯有他一个人天天立读,竟然读得出了名。对这样的人,我们动员富裕的朋友买书送给他。对那个已经离开了大坂城的固原青年,至今我们还在寻找他。

同样,我们动员一位老板买了一本书,给了赠送十字绣给巴勒斯坦难

民营的哑巴阿洪的孙子。我的右手拿的,就是他们俩拿着十字绣照的照片。我们把这照片和十字绣都送给了巴勒斯坦加沙难民营的清真寺。

这个是我们的签字簿。书的校样中,一本是全部文字而没有装帧,还有一本是白纸书,一个字也没有,供校对皮样、特种纸、封面封底设计等。我当时就想,这本白纸书,要用在特殊用途上。

我们临出发前刻了一枚图章,是用阿拉伯文刻的“以《心灵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天课决行现场”章。下边是签字格,就是让巴勒斯坦人留字纪念。巴勒斯坦人识字率是很高的,几乎没有文盲,只有极个别一两个的老人表示不会写字,只是画一个道就算签字。但更多的是签名,有一部分人是认真的留言。这个本子,是我获得的珍贵礼物。

这是在另外一个现场。我有两个黑白格巴勒斯坦头巾,一个裹头的,一个挂在脖子上的。这一天脖子上挂的围巾上,印着阿克萨清真寺,旁边的一句话使我永远难忘:Al Cudus lena~(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当时读着感到热血沸腾。

这又是另外一处场地。这也是一处难民营的外景。这是难民营里老百姓开的小铺子。这就是之前说的卖尿不湿的。这是黑人小孩在难民营里。

这是一家人,儿子精神受到了过分摧残后,精神超脱了他的意志,崩溃了,变成了一种精神的残疾人。因为怕他发病伤人,家人居然用铁链把他锁在栏杆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一个很流行的美国小说,叫《大卫的伤疤》。这本小说是一本巴勒斯坦简史,令人很轻松地了解巴勒斯坦的全貌。小说中写到一个小孩,被以色列抓走了一个月后,放出来了,但从此这个小孩不说话了。谁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谁也不知他遭受了什么。

反正他永远地缄默了。在约旦杰拉什难民营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小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遭受了什么,只知道他沉默了。

这是北京的一个穆斯林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也是我的挚友。他参与了我们书的编辑工作。对参与编辑的人,我们有一本赠书。我临走之前去看他,他拿出1500块钱来。我说,我们有一百来本是赠书:各个教派的负责人,书的编辑者,和三十多年来作为我的基地的家庭。给你赠书并不是特殊。

我说:那我去不成怎么办啊,巴勒斯坦又不是我们家后院儿,拿不到签证怎么办呢,

他说:这钱跟着你走~„„他说:这些天,夜里我一想起巴勒斯坦难民,就哭着醒了过来~这笔钱你必须拿走,这本书的这个钱,必须要有我一份~„„

他急了,眼泪又流出来。他也是脾气很大的人,我不敢跟他再争,九十多岁的人了,今年已经几次病危。但就在那一刹那,我下定了决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干成。我在那一天决心下定,要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完成这次捐献。本来我在朋友们的短信中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捐助第一目标为巴勒斯坦难民。”话的潜台词是还有第二目标。第一目标实行不成,我们转到别的地方干,新疆、西藏、西海固等等。但是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要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把这件事干成~

我说,这样:您拿着这钱,再拿着这本书,照一张相。我拿着这照片和您这份钱,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时候,交给一个和您年纪差不多的老人,让他再拿着您的照片照一张相,我带回北京给您。

——这件事情,今天我已经能轻松地说,都如愿做到了~

这就是那张北京老人的照片,他特意穿上了他的哈吉马甲,一手1500元天课,一手拿《心灵史》。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一位从加沙被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老人,也把400美元,实际要比1500元多一些,交给了他。这是一手拿着中国老人的天课、一手拿着他的照片的巴勒斯坦老人的照片。待回到了北京,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北京老人,他对这幅照片无比珍视,印了好多张,分送给朋友。至此,每个人的心愿都实现了。所以,当出了那户老人的家门,两脚还踩着杰拉什加沙难民营的沙砾土地时,我用手机短信这样通知国内的朋友:“你的美意,我的决心,均已实现。”

这是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小孩们。阿拉伯的小孩儿活泼得不得了。我想全世界的小孩儿都一样。儿童生活在任何时候,不管现实多么残酷,天真快活的朝气会压倒一切~那种就是要玩、要闹、要追着跑的劲儿,莫名地给人一种巨大的鼓励。我们被这里的小孩儿追着,跑着,把我们从北京带去的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他们都很开心。有一个小女孩儿一路跑着,追着我们的车。我现在觉得后悔,应该停下来再跟她玩一会。

这又是一家人。他们一家人在难民营的小院里画满壁画。这个门上边是一个阿克萨清真寺。这是一个巴勒斯坦地图,用国旗色涂满了。大家注意,这个巴勒斯坦地图是1948年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图,这跟巴勒斯坦不得已的一次一次妥协后改变的地图是不一样的,人民心中想象的巴勒斯坦,应该是这么大的。这是两个手指头举着胜利的标志。下边好像是个小女孩儿。左边很清楚,是阿拉伯语“安拉”。 这又是一个黑人。巴勒斯坦难民中的人种、种族、民族的比例,和1948年后到底有多少不同

种族、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了伤害,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很少、但必须穷究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中有很多基督徒,并不都是穆斯林。因为巴勒斯坦是世界的底线,因此即使很多很坏的国家或者很坏的政府,也都在表面作出对巴勒斯坦进行援助的行动。大多数基督徒巴勒斯坦难民都被基督教国家收容了。黑人难民的来源和故事,我们一无所知。这照片给我一个联想:在巴勒斯坦问题发生之前,世界是怎样的呢,我的讲演词中的第一句是,我生在1948年。当我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们被驱逐着离开家园的队伍中,可能有些小孩儿呱呱坠地,和我正同年。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也好,全世界也好,都有一种民族自治区,这些自治区内部,享受宗教自由和本俗法治理,有点像中国的唐朝蕃客居留地。国家有基本的税收,但没有任何的宗教歧视。所以在奥斯曼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都能一起生活。黑种老人的照片可能是一个残影。

这是一位烈士母亲的家。她的丈夫是一个很自尊的人,全力以赴给他们盖了一座新房子,盖好四个月后丈夫去世了。这个家庭有很多的故事,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允许聊太多。起初,我们要求到他们家来,因为那个地方老人不清楚,她就说那在上次的清真寺吧,我们说不行,一定要到你们家。他们家非常难找,最后让她的小儿子在一个路口接我们,才找到她们家。我们进了门,她才明白我们是专门来对她进行追加的捐助。

我们兜里当时只剩下5000美元了,把剩下的一半儿给了他家。这个母亲给我们讲的故事,包括她儿子的故事,我没听全。两个阿拉伯语很棒的、在叙利亚留过学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在听妈妈讲述的时候,都哭了。我也没有再追问儿子的故事。

这阿文就是刚才讲的“(yed bi yed)手递手”。我们希望把我们艰辛获得的书款,亲自交到他们手里。这是我们捐献的五个村庄的名单。这是我们签字的样书。这是倒数的第二张,是那位烈士的妈妈给我们写的一段话。这个妈妈非常自豪地签名自称“乌姆-舍西德-穆罕穆德”(烈士穆罕穆德的妈妈),这个词,就是我们讲的烈士。

我顺便说一句,1972年,日本的红卫兵即日本的“阿拉伯赤军”——这五个字一个字都不能改变——到达巴勒斯坦,决心把在国内无法实现的革命理想和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

在那儿牺牲的几个日本人,和他们后死的国内战友,都把自己的遗骨埋到贝鲁特烈士墓地。他们的墓碑上,都只有阿拉伯文而没有日文。包括年月日都用阿拉伯文。他们的“逝于某年”都写为“牺牲于”。我觉得很震动,这个表述很重要。

以上就是我们巴勒斯坦天课之行的照片。

5

最后,我想说几句话作为结束。

我还是站起来说吧。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研究中和中国人的认识中,都被认为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绝对要否定的浩劫。一些词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在反复使用:“绝对否定”“全面否定”和“十年浩劫”。

但是事物从来都是多方面的。事物有这样的一面,也有那样的一面,当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的时候,那种倾向的发展就慢慢地开始了。

四十多年,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可以说,依

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展开。对一场惊涛骇浪的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一部分牺牲者来说,可能历史就是浩劫,完全是悲剧或一场恶梦。但是,人民的构成是复杂的。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事情也许并不是这样。

可能还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加重这种感觉,但我想这种感觉只能会越来越重,而不会越来越少。所以所谓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无论是如巴金先生象征的反思忏悔,还是文革专家执犟营造的史料史论,或许,对亘古而无限的历史长河而言,都不足为训。反思还没有开始,大量的具备资格者尚在缄默。

至于我,我以为总结、反思、救赎、承当历史的责任,都不能只是一些秀才作态。一个民族的总结必须是历史的行动。一个知识分子、一名作家的总结,应当是一生一世的行为、应当是类近于牺牲的全部人生轨迹。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归属,以及最终的政治指向。

对封建的特权主义的决不妥协,奠定了投身人民的思想基础。这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以西海固为代表的大西北寻找和深入民众共同体的行为的思想注释。《心灵史》一书还仅仅是结晶的一部分,因为投身人民的感触、收获、识见、本领、学知、意义一项项都丰满至极,难用语言予以概括。

但投身民众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时代的理想。

不消说,在一个猿猴沐冠侏儒欢奔的时代气氛中,对一个大时代的理想和正义不歇地追究、甚至以命相许——将招致的讥讽不言而喻。但这正是数十年前,红卫兵作为一代青年的象征符号诞生时的初衷。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政治的泥淖玷污了那一初衷、使我们实际上未能融入世界青年追

逐正义的大潮,那么今天我们仍然可能补救。

正义——Adal,没有比它更美好的理想了。

是日本的一批国际主义战士,也可以称呼他们为日本红卫兵,开拓了我的眼界。从1980年我第一次赴日本留学,就不断地耳濡目染,把他们的故事埋进了我的心里。日本阿拉伯赤军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在中东重义轻生的浴血苦战,使心中那个萎缩的红卫兵形象获得了鲜烈的对比。

我逐渐发现,1966年开始的世界青年运动中,从青春与理想的前沿蜕化变质的,其实只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对革命破口咒骂的现象,唯在中国最为醒目。但我不能容忍如此的对生命的侮辱。初衷可能锤炼,罪过可能救赎,人可能脱胎换骨。说到底,红卫兵这个词语乃是我私人的作品,我有权让它完成一个完整的轨迹。同样,中国的穆斯林共同体若想不遭到历史的淘汰,若想在未来焕发出新的生命光辉,也必须勇敢地走向更远大的理想。

在举目茫茫的奴才喧嚣中,我与《心灵史》中的哲合忍耶,与我的朋友们义无反顾,越过地球的死海,越过人心的死海,走向了不义肆虐的巴勒斯坦。在大能安拉的眷顾之下,我们逢险化夷,心想事成,从中国到中东,画下了一条酣畅的轨迹——或许,它也是一支笔的最后墨迹。

说真的,我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讲话像今天这样认真。如果人们说,中国的大多数六十年代人和作家都已经异化了、背弃了、被体制重新吸收了,在体制中坐大肥满了——那么我想说:我是否决他们的异类。(本刊刊发时有删节)

演讲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2012年10月26日

责任编辑:谭锋

范文五:越过心里的坎

7月,又一轮职场新人蜕变季的开始。

在中国企业今天的文化里工作,昨天的大学生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困惑——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这不是他们今天才遇到的困惑,包括他们的学长,更多的人在更多的企业,不得不默默忍受。

在一个大环境里,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你可以抗拒,但要有能力承担代价——轻则失去发展机会,重则付出一生的好心情。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无论谁都得折中,而对于那些性格鲜明或者自我意识较强的人来说,折中就近于折磨。可是,许多人在“冲冠一怒”之后,得到的更多是代价。

人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才更利于发展自己。因为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你才能具有完整的经历,否则经历总也不完整,对于那些你没有经历的事,你只能演绎和推理。事实也是如此,自己干过的事,干起来游刃有余;自己没有干过的事,干起来则成败各半。更重要的是,不断地更换企业,你就没有办法形成持续的经验和能力积累。而所谓“专业”,这时并不能成为你的资本,事实上专业只是个工具,它最多只是能够让人在正确的方向上干正确的事,但并不能决定成功与否,否则成功岂非太简单了?

所以,放任自己未必就真的自在。相反,倒是一些心态平和的人,知道哪些该忍,哪些是成长中必然的过程,他们自己会去区分,在哪些组织中能够“受气”,哪个方式的“气”能受,以及哪些人的“气”能受,所以可能因为找对了组织,找对了人,气更容易顺畅,他们反而能更快地走向成熟,走向成功。

天生的棱角更多地是扎自己,磨掉这些棱角后,重新长出的才是真正的棱角。大多数人都是要生活在组织中的,生活在组织中,就必须根据环境和位置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这就是修炼,而自己“修理”自己,总比让别人“修理”自己强。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换个角度看,在生存压力上,老板或者上司并不比员工小。从长远看,未来中国企业内部文化和各种关系能否走向正轨,并不完全在于当权者,同时也取决于那些正在“受气”的、被管理的“管理者”——你管不了别人,总能管得了自己。从自己做起,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一个人感觉郁闷或者不平,常常是因为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在社会改变之前,先适应它吧。越过自己心里的坎,人硬,要硬在骨子里。

良药苦口,值此新人入职之际,与明天的精英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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